上述《诗篇》展示的对话方式，『人—神』相遇的信仰模式，恰恰就是我们华人传统所欠缺的，因此启发我深入反省。华人自古以来有民间信仰的拜拜，但那顶多是著重祈求个人福气和命运亨通的功能性膜拜或谄媚神祗。基本上人们没有和任何神祗建立一种契约关系，里头是包含特定信条，社会伦理要求，以及引导人对崇高超越者的敬拜与降服。民间信仰的特色是一种三教九流皆可融合的混合性宗教，没有追求圣洁、公义与慈爱等终极关怀，而且也不期待超越的神会进入历史中体现这些要求和应许。相对而言，《诗篇》展露的『人—神』对话关系是牢牢建基在神和先祖亚伯拉罕立约的基础上。在约的关系里，神应许以色列人土地和祝福的愿景，而且神已经亲自带领他们脱离埃及的奴役，并且在西奈山上颁布十诫，呼召以色列人进入一个立约关系的特殊生活方式，成为一群约的子民。《诗篇》就是记录了这群子民的喜怒哀乐，如何在尽情向神敞开。神是子民倾诉的对象，他是站在子民那一边，因为神和子民有约在先，神是守约的。
从另一方面看，华人文化自古以来的文学作品，譬如诗经、楚辞、汉乐府、唐诗、宋词等都有反映诗人对天灾人祸、婚姻、感情、苛政、贫贱、亡国、以及离别等喜怒和怨恨感情。但是除了表达无助以外，可怜的百姓是什么也做不了。他们没有一个既超越又内在的神，作为他们倾诉的对象，可以为他们带来改变。对于周遭发生的社会不公、压迫、灾祸，人们不期望有任何外来的帮助，包括上天的帮助。因此人们久而久之就不想敞开自己的苦情和软弱，变成了非常压抑和内敛的民族。人们内心的忧郁被困锁，无法得着治疗，完全没有出路。这种内化苦难的状况使到苦难变得更无意义。唯有外化苦难，找到一个肯聆听和有能力的对象，苦难才有新的深度与意义，以致人可以突破旧的框框。道理很简单，人可以为了意义而受苦，却不能没有意义或盼望地生活下去。既然是没有盼望从上头获得帮助和带来改变，人们也觉得没有必要将过犯归咎在自己身上，因此塑造了东方民族不忏悔，不承认自己过错的文化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根深蒂固的陋习是无法获得更新，而改变的机会也就很渺茫。难怪中国历史是充满伤痕和苦毒的恶性循环，找不到出路！
然而，诗人向神倾诉时候，他是同时在处理本身内心的幽暗和罪孽。《诗篇》的哀歌题材经常出现的元素是：祈求、申诉、认罪、信靠交托、祈求降祸给敌人、感谢神的回应，以及许愿和颂赞神。诗人不单是抱怨和恳求，他也会时而作出认罪，而且很快就转到信靠上帝，以及感谢和赞美上帝。虽然拯救还没有真正来到，诗人确信上帝一定拯救，为此献上感恩和赞美。哀歌的整体动力帮助哀伤者达到恢复、重建和维持尊严。其实赞美与感谢本身就具有转化的能量，可以改变人的心境，重拾勇气去应付困难。总而言之，诗人无论是向上帝哀求或赞美的时候，他和群体的经历，譬如所面对的苦难，就可以寻得新的向度与意义，叫人从而获得力量和盼望去承担挣扎与挑战。结果人的情况获得逆转、能够重拾尊严、创伤得医治和恢复自由。简言之，诗人的世界是有出路的！
诗人是以履行约的内容来诠释他的处境，并且决定他是赞美或向神哀求。在那些合乎立约标准的经历而蒙福时，他就发出赞美。若是背乎盟约而受难时，他会发出哀声，呼吁悔改和祈求神的怜悯。换言之，诗人是在『神—人』立约的关系里获得自我肯定，因他无论喜怒哀乐都抓紧选民的身分。透过这种在约之下经验的诠释和身份的肯定，所有个人的经历就与群体身份和命运连结起来，结果民族可以团结一致，面对苦难和逼迫也能够坚韧地延续下去。我们经常慨叹中华民族是一盘散沙，不能够团结一致，我想就是因为华人没有一个群体认同的『约的对象』——神，在统摄民族的经验。然而，凡人毕竟在结构和经验上都是有限的存有，他的确是需要一个无限的对象来满足本身的需要。因此华人社会偶有遇见一位魅力性的领袖出来（譬如：毛泽东），人们就会将内心对神的需要投射在他的身上，将他无限放大，把所有希望放在他的身上。将有限的人无限放大成为神，乃是彻底是敬拜偶像行为，一定会带来无穷灾害！结果我们看到毛泽东在权力高峰的时候，凭私意去愚弄和操纵群众，将他们带入文化大革命的邪恶和毁灭性深渊里。
华人传统文化从哪里找到民族更新的契机和生存的意义？如何能够摆脱属世的视野，进入超越的终极关怀呢？如何能够走上政治、经济、社会权利重组之路，并且实行公义、民主和平等的理想呢？《诗篇》所展现活泼的『人—神』关系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。诗人向神发出赞美和哀哭，呼吁每一个陷入痛苦的人，能够自由无虑的将心中的哀痛上达到神那里，信靠他可以介入历史带来改变。诗人降服在神面前认罪祷告，呼吁每一个人必须诚实面对本身的软弱，承认人的有限，为犯下的罪行忏悔和寻求帮助。最后，诗人揭示的这位圣洁、公义和慈爱的神，在激发每个人投入基督信仰，追求落实圣洁、公义、人权自由和民主法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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